2017年8月25日至27日，太和智库汇聚全球各界150多位精英，在北京举办首届“太和文明论坛”。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特约顾问Cameron Hume，美国摄影师Diane Tuft女士，美国知名纪录片导演Bill Megalos，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华代表、中国生态学会理事朱春全，保护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晓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昕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太和智库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永生，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Thorsten Jelinek等专家学者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专题展开研讨。论坛由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Thorsten Jelinek主持。

 

 

一、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责任

 

普通公众对气候变化信息的关注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在联合国的会议室里，大家到底在讨论什么？只有参与者和部分人知道，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并不知道。专家认为，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普通公众对气候变化信息的获取，全球气候治理离不开公众的理解、参与和支持。针对气候变化，公众必须要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究竟需要做些什么以及各国政府打算怎么做。有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2012年初秋时节，飓风“桑迪”波及整个美国西太平洋海岸，海平面上升到过去一个世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州长、州有关机构、许多居民还有几所大学都参与其中，他们从联邦政府整合一系列相关信息放到网上，包括海平面位置、海水波浪状况等，每个人都可从网上直接获取这些信息。还有些志愿者，包括在捕鱼行业和相关的海港附近社区，原来对气候变化不太敏感，并不关注气候变化的信息，直到获取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生存的信息后，他们也开始关心了，可见信息至关重要。

 

借助视觉媒体有助于向全球公众传递气候变化信息。Diane Tuft女士自1998年以来一直尝试用镜头捕捉气候变化的讯号。她想知道为什么北极冰川会融化、如何融化以及人类应该怎样避免对北极的伤害。她亲自到挪威、北极、格陵兰岛三个地区进行拍照，以便让公众看到冰川融化的具体过程。透过她的镜头，你会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只孤独的北极熊站在不断融化成碎片并滑入海中的冰川上，徘徊不前，似乎发现它们的家园已经遭到破坏……Bill Megalos先生去过北极圈两次，包括北极点，在60个国家拍过记录片。他用镜头记录了气候变化对贫困人口、难民等弱势群体的影响。过去两年里，他与一些受到战争、饥荒和干旱影响的难民保持接触，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难民朋友。在叙利亚，气候变化造成了6年连续干旱、5万家庭流离失所和80万农民失去生计。在气候变化领域，图片、音像、案例研究或者故事这些来自于经验的知识，可能要比数字和一些抽象信息更有吸引力。

 

 

公众对气候变化形成原因的分歧延伸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决策和政治分歧。大部分气候专家都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发生的，并且主要是由人类行为所引起的。但从一些社会调查来看，美国社会对气候变化形成原因的看法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绝大部分美国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发生的，只有较少比例的人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类行为所引起的。大部分民主党人支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但共和党人却大多态度消极，这种分歧最终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一个整体性的机构框架。全球气候治理需要整合很多机构、协会、联合国系统内部的治理框架、一些大国之间的双边倡议，还有非气候类联合国法定的机制内容，比如关注NGO和私营企业的作用。这是一个复杂的整体集合，亦可称为机制复杂性。不同机构的参与创造更多的公众效应，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全球气候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和有影响力的区域组织，比如中国、欧盟、美国，需要做出更多贡献，在气候治理领域提供更多公共资源和公共福利。

 

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各国责任分担问题。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之后，气候变化已经得到全球多数科学家的认可，在应对气候变化属于各国共同的责任上也达成了一致共识，但这涉及到《公约》以及《公约》中的责任分担问题。1992年各国达成《公约》，其中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并一致认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 Responsibility, CBDR）”，这是多年来全球气候谈判的基础，所有分歧、争议、妥协、共识都是围绕着CBDR展开。

 

 

美国拒绝签署加入《京都议定书》导致CBDR开始动摇甚至名存实亡。1997年《京都议定书》是完美体现《公约》中CBDR精神的法律文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规定的义务都用很精确的数字划分出来，每一个国家应该减排多少温室气体或增加多少排放都写得很清楚。可以说《京都议定书》从法理上已经理清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但美国没有签署加入，造成《京都议定书》执行效果一般，CBDR也开始动摇。《京都议定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启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从德班平台到《巴黎协定》，CBDR名存实亡。

 

美国官方宣布希望退出《巴黎协定》有其必然性。100多位国家元首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并很快达成《巴黎协定》，但刚批准不到一周就蒙上了阴影，2017年6月1号，美国官方宣布希望退出《巴黎协定》。有专家认为，《巴黎协定》生效其实是奥巴马导演的一个政治做秀，其在达成时就基本注定美国不可能实行，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总统，美国国会也不会批准《巴黎协定》，至少不会出钱。美国希望退出《巴黎协定》从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奥巴马的做秀和特朗普的任性，其实更多的是美国想在和中国、欧盟的谈判中有一个更高的价码。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太缓慢，效率太低。

 

各界仍需努力争取美国继续参照《巴黎协定》履行自身义务。美国官方宣布希望退出《巴黎协定》，其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仍有待观望。专家认为，比较好的选择是各界要利用美国没有宣布退出《公约》，努力争取让美国继续按照《公约》精神，参照《巴黎协定》履行自身义务，不要促美重新回到谈判桌，也不要指望中国和欧盟联手取代美国，这些都不太现实。

 

 

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路径和面临挑战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都取得明显成效。从国家层面来看，在2017年7月结束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有44个国家进行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自发内部审查。相对2016年只有22个国家自发内部审查，国家数量显著增加。从全球层面来看，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向国际社会承诺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据联合国统计，为推行SDG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展协助委员会总共投入了1426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8.9%，创下历史新高，SDGs的17大目标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会构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SDGs实施的最大挑战。《巴黎协定》和SDGs的第12、13、14、15、17项目标紧密相连，同时也和其他目标间接相关。专家认为，一旦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不但会严重影响各方对《巴黎协定》的遵守与实施，也必将影响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SDGs的实施。首先，美国退出会从根本上影响《巴黎协定》的全球性，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议程和体系的重要支柱；其次，美国降低自身成本，却压榨其他国家或者迫使其他国家增加预算，影响其他国家参与气候治理的成本；第三，使今后气候变化相关协定的达成更为艰难；最后，耽误了开展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好契机，2018年是实现《巴黎协定》既定目标至关重要的一年。

 

 

生态系统问题是气候变化、SDGs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共同面对的问题。气候变化除了对人和社区等产生直接影响以外，更多是通过影响生态系统，包括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固碳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下降来影响人类。SDGs有四个方面涉及生态系统，分别为经济、社会、环境、治理。从国际上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三支柱理论，即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系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而且必须同步可持续；第二类是生态论，认为经济社会是生态的子系统，一切发展都是要提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弹性；第三类是资本论，认为一切发展都不能使资本下降，包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有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指标。专家建议用GEP来衡量生态系统状态，用绿色GDP来衡量经济发展，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和人的生活质量，这些指标共同对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进行量化测度。GEP把生态系统等同为经济单元，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为人类福利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总和就是GEP，它把价值总量核算成一个量化数值，从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一个省或者一个州、市、县，生态状态对人类福利有什么样的贡献。

 

 

通过指标、金融产品设计等手段创新吸引更多普通公众参与是当前可持续发展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那些不太关注或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通公众，专家建议通过一些金融设计或形式设计，吸引他们参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中来，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非常重要。指标、指数设计属于目标导向问题，金融产品的设计属于经济手段激励的问题，当然也需要一些具体行动方式的设计。

 

三、中国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和重大举措

 

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任重道远。一个国家CO2排放量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个是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自1985年以来，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有很多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艺和技术。中国很多大企业已经拥有较好的国际先进技术，但由于存在一些落后产能，致使中国整体上技术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有专家构建了一个中国工业体系的模型，涉及到近100种产品、200多种工艺技术和500多项减排技术。模拟结果发现，按照不采取任何措施情景、弱情景（按五年规划目标实施）、中情景（政府额外承诺以后政策规划加强）、强情景（极端状况或者潜能），2030年都很难实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为此，中国还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达到拐点。

 

 

中国应当在分享成果经验中扮演更为重要角色。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中，中国以前更多强调资金支持，比如中国承诺用3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但资金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专家建议，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贡献和角色，一是更好地分享中国的最佳实践，例如低碳交易和低碳工业。二是考虑中国对于体制韧性方面的贡献以及如何动员私营企业、如何更好协调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可以把最佳实践体制化，展示中国在运用、调动私营部门的能力。三是关注中国在绿色债券发行方面的努力和成效，2015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总之，说到中国贡献，值得推广的宝贵经验是，除了要加强国家间合作和更多资金支持，还需要有更好的体制韧性和民营企业的参与。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中国模式的驱动力之一。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对地方政府追求GDP现象或行为的概括，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及领导人的行为就像公司一样。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傲人的宏观经济绩效，特别是2008-2009年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诱发全球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很多人开始反思究竟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对此，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是中央集权加自由市场，有人认为是低要素价格，有人认为是人口红利，还有人认为是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戴慕珍（Jean Oi）和张五常（Steven Zhang）等人于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分别强调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视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可能对环境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竞相放松环境规制，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有的污染企业本身就是当地的“一把手工程”，导致地方政府环保审批、监管失灵。

 

 

绿色发展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GDP被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其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尤其是它无法反映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与环境维度，忽略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社会包容等问题。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APEC会议上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关成华教授等带领团队自2010年开始构建了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动态测度中国省域和重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并发布《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2016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生态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提出要率先从省级层面每年开展绿色发展指数测度与考核。2016年开始，关成华教授带领团队开展中国真实进步指数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2次大规模微观家庭调查。这些学术探索有助于为克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负面影响、建立新的绩效考核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初步取得较大成效。转变观念和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是必然要求。所谓线性经济，主要是指生产和经济的直接输出，意味着发展更快就会产生更多废物垃圾，导致更多污染。迈克·阿瑟尔曾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认为过去在谈如何处理废物、排泄物问题，现在是讲怎样更新、再生的问题。中国党和政府已经在诸多政策文件中强调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且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指导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通过资金补贴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等可循环利用的产品，大大促进了循环经济发展。

 

 

中国开展蓝碳计划试点致力于保护沿海生态系统。蓝碳是指利用滩涂和海岸地区水生态系统来存储碳，其存储碳的能力比其他地貌更好。因为沿海地区一般是由海涂所覆盖，所以与空气的交互和反应要比内陆少，存储碳能力要比内陆强。碳储存在沿海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的，可以封存一个世纪。但是蓝碳系统非常脆弱，易受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和开垦土地的影响。过去50年中，地球失去了50%的红树林、50%的海涂以及30%的海草。目前，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有关企业合作，在广东雷州半岛开展蓝碳计划现场演示和试点工作，致力于开发出中国的蓝碳政策与策略，保护和恢复沿海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