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是两种文明的对话。我们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曾经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并使双方受益匪浅。但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中欧之间的交往可能需要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共情。唯有这样，才能使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持续下去，并让我们双方继续受益。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交流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唐与罗马帝国的交往。那时，中欧之间就有很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明对话。而我们最为熟知的，还要数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见闻。他与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结下了比较特殊的关系，回到欧洲后，他的一位狱友将他的见闻写成游记。这本书在欧洲广泛传播，而东方文明、东方文化也开始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

十六、十七世纪，罗马教皇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派了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这批传教士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绝妙之处。他们的首要任务本是把罗马天主教传给中国人，但他们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华古典文化都翻译成了拉丁文传播到欧洲。这些中国典籍对欧洲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启发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风”是欧洲启蒙时代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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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之间的文明对话对双方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了欧洲，反过来，欧洲当时领先世界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也经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的传播，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朝廷和民间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中国文明可以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丰富自身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成就建立在“利玛窦规矩”之上，即天主教传教士不干预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要尊重中国人崇尚祖宗的传统。利玛窦向传教士们嘱咐道，虽然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跟天主教原则以及欧洲的行事方式并不一致，但仍要予以尊重。在此基础上，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文化被中国所接受，并被发扬光大。

但是到了清朝初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变得非常不宽容。他要求传教士们不再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继续崇拜祖先，让他们放弃所谓“落后”的风俗。中国皇帝康熙因此大怒，痛斥传教士们违反了“利玛窦规矩”，干预中国的文化传统。于是，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将不尊重中国传统的传教士，包括教皇派来的枢机主教多罗，驱逐到了澳门。此后，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了停滞，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教训。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欧洲交流变得愈加频繁。通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中国从欧洲引进了许多现代知识，包括国家治理模式、企业管理形式。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请了一些欧洲人来改革中国的企业，甚至请了一些德国人来当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应该说，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于中国现代治理的改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欧洲国家通过跟中国的交流，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开始重新评估历史传统的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年欧洲的舆论重新开始变得不那么“宽容”了。他们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评头论足，说三道四，抱怨中国的人权没有按照欧洲的方案发展，中国人没有走欧洲人指出的那条道路。这些批评和指责自然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反弹。于是，双方开始互相指责，针锋相对。

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如果今天的欧洲像当年的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一样，认为他们有能力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那么中欧之间的交流也一定会像当年一样陷入某种僵局，这种发展趋势无助于中欧文明互鉴。而如果我们不加强文明交流，不互相理解对方的立场，就一定会走向隔绝。如果中国和欧洲走向隔绝，那么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一定会放慢。

中欧对于社会治理模式和人权标准确实有不同看法，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疫情。欧洲前些日子出现大规模群众抗议，要求解除防疫措施，之后政府不得不出动大量警力去维持秩序。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不正常的，基于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我们完全接受不了这些事情。反过来讲，欧洲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价值观跟中国不一样，自然也会不理解中国现在采取的防疫措施。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宽容一些，多了解一些对方防疫措施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可能我们就会更容易化解误解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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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和美国人主张的“美国治下的和平”不一样，中国和欧洲都主张“文明多样性”“多极世界秩序”“跨文化交流与发展”，我们在这方面的观念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欧洲人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在欧洲高举“文明多样性”的旗帜，可转过身来却要求中国人完全按照欧洲希望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更加言行一致，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通过换位思考理解中国的现实。唯有如此，中欧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