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视频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蒲慕明

 

很高兴能够参加太和文明论坛。今天我想和诸位谈一谈前沿科学的一些伦理问题。前面几位嘉宾已经谈到了高科技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今天我想细化一下这个主题，一个和我的研究方向比较相近的主题，那就是前沿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

 

开幕式现场

 

首先谈一谈我们现在科学界面临的问题——疾病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最大的社会压力来自精神和神经疾病，占28%，心血管疾病、癌症紧随其后。虽然大部分疾病现在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但对神经头脑疾病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为什么现在对于头脑疾病和精神疾病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方法？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头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对于从事头脑科学的人员来说，要了解头脑哪个部分出了问题难度很大。

 

第二，头脑的功能取决于人的神经回路，而所有神经回路都由相似的细胞所组成，药物的药效发展非常缓慢，很容易失效，因此很难找到药物的作用靶点。

 

第三，药物研发非常缓慢，而且更容易有失效的风险。比如，从医药公司的角度来看，投资数十亿元进行新药研发，90%的研发最后都是失败的。现在对于抑郁、阿尔兹海默和帕金森疾病都没有很好的药物，只能延缓、控制病情，但不能治愈。

 

第四，动物模型尤其是临床前的药物测试模型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是药物研发失败的原因。一般来说，新药上市之前我们都要做动物实验。有一些医药公司用小鼠做新药的研发和测试，先看一下代谢机制或者药动学、药代学的效果。但小鼠和人类的差别非常大，急需寻找一个动物测试模型，能够为人类的头脑精神疾病做测试，比如灵长类动物（如猴子）。这些都是我们几年前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几年前决定做一个非人灵长类动物测试模型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灵长类动物做测试？因为从神经元的角度来看，灵长类动物和人类非常类似。小鼠的头脑神经元构成基本一致，一只小鼠、一群小鼠的区别并不大，但每一只灵长类动物、每个人的头脑神经元都有具体的功能和特点，能够决定后续药物药效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猴子可以用作医药公司药效测试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希望以猴子作为药效测试的种群，我们在五年前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测试机制，细节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通过一个小视频，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次使用体细胞克隆出的两只小猴子。这两只小猴子是一对双胞胎，它们细胞核里面的基因表现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细胞核的培养细胞，有着完全相同的细胞基因。而细胞卵属于外来动物，带有不同的基因。这也很明确地展示出我们克隆的成功。

 

开幕式现场

 

和今天会议比较相关的是，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发现都感到非常兴奋，很多报道都说，这样的基因方法是具有变革性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未来的生物医药学。但同时也提出了是否会出现人类克隆的问题？很多其他的新闻报道（如每日电讯报、纽约时报）都把我们的研究放到了他们的头条，并称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伦理挑战，现在已经可以克隆猴子了，离克隆人还远吗？

 

我想说一下克隆猴子的影响。首先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克隆的猴子拥有相同的基因背景，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了解人类生物学以及相关的疾病学、药物开发学的知识。很重要的是，我们在试管中对猴子的细胞进行培养，随后将它转移到猴子的体内。我们对基因进行了一定的编辑，这个时候就可以确保克隆的猴子能够模拟人类的疾病，比如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类的缺陷放到猴子的基因中，让猴子也产生人类疾病的症状，这是可以用作药物测试非常好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治疗疾病。这代表着我们对于克隆灵长类生物的障碍彻底被跨过去了，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过灵长类动物的克隆，但现在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也就意味着克隆人类也是可行的。但这也带来了很大的伦理问题，很多年前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我们克隆出多利羊的时候就讨论了这个问题。200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联合国关于人类克隆宣言》，呼吁成员国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他们认为这同人类尊严是不匹配的。之后，有46个国家签署了决议，禁止自己国家进行人类克隆。

 

灵长类生物的克隆是前沿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包括神经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监控并且调节人类大脑的活动，知道大脑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事情，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我们甚至可以对大脑活动进行一定的调控，来控制人类的大脑。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药物，不光是控制疾病，还可以增强大脑的功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医药公司正在开发这种可以提升人们认知功能的药物，而这很有可能会使得药物可以操纵人类的大脑。我们需要考虑，对于人类大脑的调控可以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人可以购买这样的药物来控制自己的大脑？如果药物非常昂贵，只有富人才可以购买这样的药物，富人变得更加聪明后，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鸿沟。因此，我们的神经科学也面临着很多伦理问题。

 

开幕式现场

 

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如何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对唐氏综合症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基因治疗，是不是可以把有问题的基因进行替换或者将染色体进行替换，确保人类生的孩子不会受唐氏综合症的侵扰？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我们的伦理？我们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真的做到。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事情，科学界乃至全社会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干细胞以及再生类药物，干细胞疗法可以治疗很多不同类型的疾病，比如，可以替换大脑当中有问题的组织，这在动物模型上已经进行了实验，对于人类可以做到什么样子？还有组织以及器官移植，这些也会引起一些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是最近的热点词汇，数据的隐私保护问题和人工智能息息相关。同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应当生产什么样的机器人？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我们人类的劳动力，是否会取代人？这些前沿科学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充分应对这些问题，越快越好。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一个关于前沿科学伦理的共识？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平衡，特别是前沿科学的追求和社会需求这两者之间需要达到很好的平衡。在人类历史当中，前沿科学会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比如我们发现了原子以及核能发电的连锁反应，原子技术应用得好，可以用于核能发电，用得不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很多前沿技术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准则并没有被很好地制定出来，比如核武器，从五十年代就开始禁止并减少核武器，但核武器现在仍然存在。基因工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都说一定要小心，不能进行基因工程的工作，我们不能编辑基因，后来科学家们一起坐下来在美国加州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最终决定了我们的伦理准则，选择一种细菌进行基因工程，而这些被进行修改的细菌无法离开实验室，会在实验室里进行销毁。我们在国际上达成了很多的共识，而且有很多的政府机构都快速加入到我们的共识之中，这也使得在过去50至70年中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当我们的前沿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可以进行制定的。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整个科学界以及全社会达成共识，一起正确应对这个问题。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普世的人类价值观、文化以及宗教上的一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对比。我们是否具有一个普世性的人类价值观？大部分的伦理规则以及前沿科学的伦理规则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比如美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发现了大部分的前沿科学，所以是他们制定了这些伦理准则。前沿科学的伦理准则主要由西方科学家控制，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如果我们的一项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用的，可能这个发展中国家有完全不同的需求或者文化背景，我们应当如何听取他们的声音？我们应当如何确保这样的道德准则可以受到国际社会的许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普世性的伦理准则？我认为存在普世性的伦理准则。比如，我们需要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动物，不论是研究还是探索，不论是生物学研究还是医药开发。这就是普世性的伦理准则。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宗教以及文化制定一些比较独特的次级伦理准则？在美国，有的州是允许堕胎的，可是有一些州是不允许的，女性是否有权决定进行堕胎手术，这有一定的宗教或者文化方面的因素。

 

开幕式现场

 

我们有不同的准则可以用。在这些具体的规则之上，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普世性的道德准则。我们在讨论前沿科学的伦理问题时，这方面的讨论是非常迫切的。希望太和文明论坛可以抽出时间真正讨论这个问题，我也非常开心可以看到这个议题出现在我们的议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