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近年来环保举措不断推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不能克服心理上和结构性的惰性，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仍将持续下去。面对这一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终结的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文明的作用。我们需要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全球管理之道，以实现更加有效且必要的变革。2018年9月7日在北京举办的“太和文明论坛”上，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托斯登•耶里尼克围绕相关问题发表开幕致辞，现将其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太和智库欧洲中心主任 Thorsten Jelinek

 

不作为和结构性惰性使我们始终一无所成

 

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几乎所有成员国都一致认为亟需采取共同行动防止地球温度高出前工业化时期2°C，并搁置分歧，组成了拥有一致目标的命运共同体。然而，短短几年之后，当时的欢庆时刻已被淡忘，国际社会越发难以达成共识，严酷的气变现实将之前的乐观击得粉碎。

 

2018年，地球温度很有可能超过历史上最热的五个年份，达到一个新的峰值,而这最热的五个年份也是在过去十年当中出现的。罕见的热浪、干旱、森林火灾和洪灾频繁发生，高温出现的概率已是50年前的100倍。根据科学家们的分析，全球气温升幅很有可能高于2°C，气候变化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2 °C的目标门槛看起来似乎并不高，但是气候越是变暖，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就越加频繁，破坏力度也越大。这些灾害会破坏基础设施、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并进一步加剧贫困现象；同时，还会造成巨大的环境、经济和人力损失，其影响超过当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力量。全球变暖将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先是影响植物和动物，最终影响到我们人类。未来几十年，人为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减少,但温室效应仍会令二氧化碳水平和气温持续升高，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界中的碳存储，如海洋、永久冻土和森林将会开始释放自身存储的二氧化碳。

 

对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并不应感到意外。每年人类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已经超过了地球每年的再生量。2017年，全球自然资源消耗量是地球生产量的1.7倍。1987年，“地球生态超载日”出现在十二月份；而2017年，“地球生态超载日”已提前至八月份。除其他形式的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外，我们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已超过自然生态系统所能吸收的范围。

 

强调这些骇人的问题并非想渲染悲观情绪。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采取更具影响力和更加协调的全球行动。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领导和管理模式。毫无疑问，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我们已经采取了诸多针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承诺采取相关行动，并放弃使用化石燃料。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2018年1月1日，德国首次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了一天的发电；英国今年将逐步淘汰燃煤发电；虽然这一届美国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美国各州、市在采取气候行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印度也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力争在2030年前成为可再生能源大国。

 

开幕式现场

 

中国在这方面也已取得重大进步，并成为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的领导者。近年来，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中国的生态环境部已被进一步授权以贯彻落实必要的规章制度，而在过去，这些是由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掌控的。由于水、空气和土壤污染的不断恶化，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给中国带来了直接和长远的影响，促使中国实行了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变革。或许中国已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其自身面临的巨大挑战，一直没有积极寻求在这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

 

鉴于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和发展，这也就意味着要开发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多的排放、浪费和污染。然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能再遵循过去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模式。中国自身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南方，沿海大城市极易遭受洪灾，而北方则面临水资源枯竭和严重的热浪侵袭。

 

虽然我们过去采取了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但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且未来几十年将会继续增加。目前二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四百一十，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各个国家在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电气化、智能城市，以及气候金融与碳定价等多个领域取得了进步，但大多数经济体在发电、工业生产、加工和消费等方面仍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当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全球对煤炭的需求也居高不下。

 

我们正在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如果不改变，我们很快就将无法脱离失败的命运。这一威胁令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气候变化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为什么我们无法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对此至少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解释。

 

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过去的任何经验都无法用来作为历史参考。气候变化打破了我们的传统思维，我们无法理解这一“超级对象”，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去理解。气候变化开始摧毁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心理防线。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人类世时代”，并已承认气候变化这一被认为是外部的且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人为造成的，而正是人类的集体活动使得这一现象反复出现。气候变化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个外部存在，原因是这一气候危机好像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气候变化只是一个遥远的威胁。因此，在文化上，我们更喜欢读“气候小说”，它已成为一种流派。我们可以轻松地去想象文明终结后，少数特权阶层统治着一个遥远星球，却不愿努力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制定关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由于这种心理上的麻痹，我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与其说是“否认气候变化”，不如说是“对气候变化无动于衷”。人们惯于依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尊重知识和事实。即使我们偶然获得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也不会被纳入主流思想。

 

开幕式现场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陷入僵局的第二个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惰性，而这种惰性因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得以保持。这种结构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它基于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因为经济活动与能源使用密切相关。能源满足了我们的很多欲求，而能源的使用也令我们在“索取-制造-消费-丢弃”的线性经济模式上一再重蹈覆辙。不能否认这一模式确实成就了当前的全球发展，但这种发展带来的是缓慢或不稳定的增长、不平等的加剧、大规模移民、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而这些只会进一步延续结构性惰性，并转移人们对应对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关注。

 

面对这一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终结的问题，我们要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现代文明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若想使经济发展摆脱化石燃料、避免环境污染和废物产生，便意味着要改变发展模式和现代文明本身的结构。这既需要在技术和观念上快速过渡到一个无碳社会，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来为政治行动提供信息依据，并在社会内部建立认同。我们亟需建立和扩展共同理念与行动的桥梁，亡羊补牢，为时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