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的转变。中美两国目前在包括北极、南极、南美、非洲、网络技术等各个方面议题上都在争取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正在发生一系列嬗变，这其中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的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大幅度上升，中美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二是中美之间出现了新的战略态势。这主要是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定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确定为主要对手，认为大国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挑战。美国由此改变了与中国的互动方式，战略竞争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三是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超复杂的关系形态。中美既是对手也是伙伴，在不少领域双方还有合作，在地区关系和全球治理方面属于利益攸关方。上述这些明确的变化将中美关系带入了一个下行道，摩擦和紧张成为新常态。但与此同时，双方也有共识，即为防止形势失控，需要进行风险与危机管理。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两国究竟是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更加积极地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还能否继续维持过往政治经济分离的二元状态，即承认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同时保持经贸领域的互惠。三是中美将在一些重要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怎样的对策，比如台湾、南海和“一带一路”问题。此外，两国能否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合作，以及能否保持战略安全（战略武器）方面的稳定，这些都是个问号。四是中美政治经济发展将对双方的对外政策产生何种影响。自尼克松政府以来，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是从总体战略的角度出发来管理美中关系的，但特朗普更关注贸易问题，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政策和战略来管理中美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问题。“特朗普因素”（Trump factor）将变成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发展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中美关系短期看悲观，但长期看还是乐观的。首先，就贸易问题来说，虽然中美经贸摩擦目前处于胶着状态，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美经贸交融度很深，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其实也是中国自身需要调整改变的地方。其次，过分夸大中美双方的战略对抗关系，会让中美将资源用错地方，比如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这会对两国造成更加深远的危害。其三，中美两国人民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等威胁有着共同的理解。只有中美两国合作，才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最后，中美双方的安全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在中美关系趋冷、经贸谈判前景不明之际，仍能保持总体稳定。美国国防战略最为深远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中美两军关系能够走上透明和互不侵犯的轨道。但必须强调的是，中美安全关系并不能扮演过往两国经贸关系那样的“压舱石”角色，中美安全关系还不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凝聚力和共同利益。

应对目前不断下滑的中美关系，中美双方都必须找到一些合理可行的对策以确保中美关系实现再稳定。一方面，中美两国需要回归传统的做法，即厘清国家利益。中美两国必须明确各自的国家利益，让彼此清楚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哪些方面处于对立和对抗阶段。只有厘清国家利益，才能让中美在军备控制、气候变化等方面加强合作，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要促进中美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层面的交流合作。中美关系涉及方方面面，不仅限于双方最高领导层，事实上，美国各州州政府也正在同中国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合作。

朝鲜半岛问题牵动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亦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2017年，朝鲜半岛充满危机；2018年，朝鲜半岛出现了和平的新希望；而2019年，对朝鲜半岛来说则是危险而不确定的一年。

从韩国的角度看，未来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有三种模式：一是维持和平，即保持朝鲜半岛处于无战状态。为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韩国需要有军事威慑能力，需要加强韩美同盟。但是与此同时，韩国会因此陷入一种长期不安全的困境。二是制造和平，即恢复对话谈判。这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行手段。通过对话谈判，缓解半岛紧张关系，建立互信，宣布朝鲜战争结束，将停战协定升级为和平条约或和平协定，最终在朝鲜半岛建立和平机制。三是建设和平，即实现康德所提出的“持久和平”。为消除冲突根源，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和平经济”的概念，旨在促进与朝鲜的交流、合作，使人员、货物、服务自由流动，建立“南北经济共同体”。

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并非轻而易举，目前主要面临四大障碍：一是朝韩双方缺乏互信与共识。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对峙与冲突，南北双方缺乏互信、互相敌视、长期对立，而双方对于半岛和平问题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二是朝鲜拥核。一个拥核的朝鲜是半岛和平的一大障碍，因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实现半岛和平最为重要的一个步骤。三是韩美同盟。韩美同盟加深了朝鲜对韩国的敌对，也让中国和俄罗斯，至少是中国成了韩国的“准敌人”，给半岛和平带来了不断加剧且难以超越的障碍。四是韩国国内态度极端化。朝鲜拥核令韩国中间派民众在半岛和平问题上渐趋强硬，出现了诸如要求发展核武器这样极端的声音。这不仅成为半岛和平的障碍，更会给东北亚地区形势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亚洲古老文明之间有和平共处的传统，亚洲国家的各族群和谐生存，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国与印度的工业化推动了亚洲的崛起，亚洲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比起“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与印度这样的亚洲古老文明国家更加在意如何为民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亚洲国家是可以靠构建利益共同体来化解矛盾的，亚洲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例。

WTO有其脆弱的一面，但作为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仍不可低估，特朗普要退出这个群，也会受到极大制约。当今，世界贸易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贸易主要由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的跨国企业推动。然而，过去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推动力。

应对国际秩序的失衡，必须维持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全球化（至少在经济上）和区域化。重叠的区域秩序将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从“币缘”的视角看，未来世界会脱离单一国家的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多元货币体系，形成洲域化的“币缘圈”，这将为洲域经济合作圈的建立奠定基础。欧元区的建立就是一次突破，也是一种尝试。新的全球化，不是由单一国家主导、单一货币体系推动的，很可能要走洲域化的多元货币体系路径。一定意义上讲，“币缘”政治是人类交流合作的关键中介，而区域性的“币缘圈”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台阶。在全球经济和世界秩序趋向重构之时，可以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之间搭建一座沟通彼此的桥梁。